第2节

  见我没有反应,“冯唐”顿了顿说:“我是在地安门长大的。”
  “难得。”
  有些累了,我耷拉眼皮,靠在座椅上,惜字如金。
  “我们家有座独立的小四合院。有我,爸爸妈妈,还有奶奶,一家四口。北房三间,东西厢房。院子里有棵老槐树,夏天我常爬上去掏鸟窝,冬天从屋顶上扫下雪来,堆个小人不成问题。我爸爱养鸽子,大大小小几十只,每天早上起来放飞,天黑前准保全都回来。”
  “房子还在吗?”
  “奥运会那年拆了。”
  “拆迁补偿款应该不少吧?”
  “呵呵,初中毕业那年,我们家把房子卖了,搬到城外的回龙观。”
  看看他的年龄,那应是九十年代,卖不出什么价钱:“太可惜了。”
  “说来……话长。”
  “听听?”
  “算了吧,很无聊的故事。”不知不觉,出租车已转过东三环,进了朝阳北路,“冯唐”沉默着,没有表情的脸,简直几分可怕。
  静谧的十来分钟,我仓皇地看着车窗外,有跳车逃生的念头。
  “小时候,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,优秀少先队员,初一那年还上过新闻联播,中央首长来我们学校视察,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位爷爷合影。”
  像一夜里冒出的粉刺,“冯唐”突如其来地说话。我头靠车窗,尽量距离他远些。
  “羡慕。”
  不是客套话,想起我小时候,既不是差生,也不是优等生。我没让老师头疼过,也没被人夸过,除了作文还算凑合,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孩子。
  “我爷爷是老革命地下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分配了一间四合院——从前住着个前清老太监,伺候过慈禧太后。1954年,地安门被拆了,老太监在自家院里上吊死了。文革头一年,爷爷也在同一棵槐树上自杀。改革开放,落实政策,才把四合院还给我家。我爸在中央部委工作,我妈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,只有奶奶是家庭妇女。小时候,我常能吃到别人家孩子吃不到的东西。你懂的。”
  “嗯,我稍微懂一点。”
  “小学三年级,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,关于自己长大后做什么职业。我写了三种,一是考古学家,二是文学家,三是北京市长。”
  “你也想当作家?”
  说实话,在我念小学的时候,从未有过此般梦想。
  “我爸爱藏书,家里有个大书房,书柜从地面排到天花板。除了四大古典名著、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鲁迅全集》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《罪与罚》《亨利四世》……还有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跟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但我最喜欢苏俄小说,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读过至少五十遍。”
  “保尔·柯察金,奥斯特洛夫斯基。”
  “记得冬妮娅吗?”
  虽然,书中情节大半模糊,但我记得:“保尔的初恋?”
  “最喜欢她在水边初遇保尔,蓝白色的水兵服,浅灰色的短裙,带花边的短袜,栗色的大辫子……都是十七八岁,没有冬妮娅,就不会有保尔,你说呢?”
  “嗯。”
  “人,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!这仅有的一次生命,应当怎样度过呢?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,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在临死的时候,他能够说——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,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!”
  北京,晚九点半,朝阳门外大街,出租车司机为我背诵这段名言,保尔·柯察金将要举枪自杀时想到的话。
  “不过,我想在那个时候,他心底所念的人,一定是冬妮娅吧。”他按了按喇叭,让前头的实习车闪开,“你想过自杀吗?”
  我不响。
  “冯唐”转移了话题:“你知道我家为何要从地安门搬走?”
  这个我感兴趣。
  “初三,我十六岁,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有五层。那时男生都爱圣斗士星矢,有人喜欢紫龙,有人喜欢阿瞬,我们几个男生,各自扮演喜欢的圣斗士,从一楼玩闹到五楼,是不是很傻?而我最爱沙加,当我高喊‘天上天下,唯我独尊’,却不小心胳膊碰到窗玻璃——那块该死的玻璃,整个掉了下去,往外掉。”
  “五楼?”
  路口,红灯前,他放空挡,拉手刹:“嗯,周围的那些人,全逃光了。五楼的窗户底下,就是大操场,课间休息,有许多人。”
  “但愿没事。”
  “我不敢把头伸出窗户。当我跑到楼下,看到操场上围了许多人。有个穿着连衣裙的女生,横躺在水泥地上,鲜血流了一地,浸红无数片碎玻璃,慢慢淌到我鞋边。”
  “哦……”
  “后面的事,我记不清了,脑子发热,耳边全是尖叫,眼前数不清的人头,像在菜市口滚动。那晚,爸爸将我接回家,妈妈却在医院留了一整夜。第二天,我才知道那个女生受了重伤,颅骨被玻璃击穿,抢救十个小时,终于保下一条命,但深度昏迷。我向学校承认,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玻璃,愿意接受处分。”
  “你傻啊,为什么不说是玻璃自己掉下去的呢?”
  “嗯,很多年后,我也有过后悔,为什么要承认?不过,几个男生都看到了,我可以让他们保守秘密,但能保密多久?总有人会泄露出去的。被玻璃砸到的女生,是隔壁班级的,我不认识她——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,学校里没有不认识我的,这也是我不敢撒谎的原因。”
  车后响起连绵不断的喇叭声,路口早已变成绿灯,“冯唐”才重新开动。
  “后来,那个女生怎么样了?”
  “植物人。”
  “你家赔钱了吗?”
  “女生家里开出五十万的条件——二十年前,一笔巨款。虽说,那年头医药费不贵,但对方计算了未来五十年的治疗与护理费,还有整个人生被毁了,无论如何,我接受。”
  “你父母呢?”
  “九十年代,我爸的中央部委是清水衙门,我妈在医院还没流行拿红包,实在凑不出五十万,最后咬牙卖掉四合院,全家搬去回龙观。搬家前一晚,七十岁的奶奶死了。医生说是脑出血。爸爸却说见到了吊在大槐树下的爷爷,奶奶是舍不得离开地安门呢。”
  人说地安门里面,有位老妇人,犹在痴痴等。
  “冯唐”继续平静地说:“快要中考了,学校只有一个保送名额,原本留给我的,直升北京最重点的高中。出了这样的事,名额自然给了别人。而我嘛,志愿没填高中,怕是将来读大学家里负担不起。我进了西城区的商业职校。至于,被保送去重点高中的那家伙,而今已是个大人物了,常在中央一套的两会新闻见到他。”
  “你是说,假如没有那块坠落的玻璃,今天那个大人物,就是你啊?”
  “我一直,梦见那块玻璃,依然在教学楼的五层,完好无损地嵌在窗框。夕阳照射在玻璃表面,映出十六岁那年的脸。”
  我不太会说安慰人的话,默默看着车窗,北京街头绽射的灯光,映出自己的眼睛,忽然觉得好年轻。
  “离开地安门,不到一年,我爸就出事了。”他像说一桩无关紧要的事,如此平静,“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,以前十分钟就能到,但从回龙观进城,就得一两个钟头。有天早上,记得是清明节,他被一辆土方车带倒,整个人卷到车轮底下,被碾成了肉燥子,你肯定吃过吧?”
  车轮底下华丽丽的肉燥子,又联想到爆肚黄喉之类,我有种呕吐的感觉,摇下车窗,让风吹乱我的长发。
  “爸爸死后,妈妈得了抑郁症,再没心思做医生了,提前病退回家。没过两年,她查出了乳癌。晚期。我十八岁那年,她死了。”出租车已开上东二环,“还想听下去吗?”
  “想。”
  “我妈刚下葬没几天,我从商业职校毕业,国营单位包分配,进了西单百货做营业员。不久,商场效益不好,三分之一员工下岗。我在家闲了一年多,花光所有积蓄,才重新出来找活干。呵呵,我干过各种工作,运货员、维修工、值班员、推销员。可是,每一样都不长久,最后凑了些钱,开起了出租车,那是五年前的事。”
  “说说你遇到过的有意思的事?或者——令人难忘的事?”
  我怎么说得像个小学作文老师?抑或电视节目上的梦想观察员之类的装逼犯?
  也许,我是在羡慕他。所谓作家,时常被迫地需要去寻找生活,而出租车司机们,每天就在生活之中。
  “不值一提。”
  其实,他是欲言又止,区区四字,千言万语。
  “平常你也喜欢像这样跟乘客聊天吗?”
  “不,我从不跟乘客聊天,差不多一句话都不说,除非有人主动提问。”
  对不起,别再说什么缘分,后背心要起鸡皮疙瘩了。
  “冯唐”似乎听到了我的心里话,说:“今夜,对我来说,非常,重要。”
  “怎么了?”
  “与你无关。”
  他让我吃了颗软钉子,好吧,这确实不是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范围。职业习惯,我随口提了另一个问题:“那你现在爱读什么书?”
  “《凡人修仙传》《斗破苍穹》《庆余年》……你不是推销员吧?”
  “哦。”
  “你是哪的人?”
  “猜?”
  我没有逗出租车司机玩的恶习惯。但,这哥们太令我着迷了。
  “南方?但又不是很南,也许,靠东一些。”
  “上海。”
  “好地方啊。”
  “印象如何?”
  “呵呵,我还从没去过呢。小时候,去过几次天津,跟爸爸出去开会,爬过一回泰山,还有,对了,北戴河,然后……就没有然后了。”
  “这几年没出去玩过?”
  “除了拉活去天津河北,每次只能隔着车窗,远远看着光秃秃的野地,还有高速上成排的卡车,交通事故中烧焦了的车壳子,还有尸体。”
  “你最喜欢去哪儿?”
  “五年前,我刚开上出租车那会儿,有一次路过百花深处胡同,想起当年被玻璃砸伤,变成植物人的女同学就住那儿,便进去看了看。”
  “还在吗?”
  “百花深处胡同十九号丙,早成了大杂院,搭满违章建筑,住的大半是北漂。她家还在西厢房。十几年前,拿到我家的赔偿款后,她的父母离婚搬走了,听说是分别再婚,却把女儿留在这里。”
  “那么多年,你都没去看过她吗?”
  “我——害怕。”
  不知道,该怎么说。但,我明白他的恐惧,真的。
  “为什么,突然又不怕了?”
  “那天是我的三十岁生日。”
  “我懂了。”
  “小时候,每个生日,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买奶油蛋糕,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了。而自从他们死后,我已经十多年没过过生日了。我只是,想要给自己找一个生日礼物,哪怕只回头看一眼。”
  “说……说……说……下……去……”
  我有些结巴了,我想。
  “老宅,只剩下她的叔叔,我不敢自报家门,谎称是初中同学,代表同学会过来探望。”
  “他让你看了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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