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零六章 “楚才晋用”的后果1

  第二百零六章 “楚才晋用”的后果1
  “拱梁?!”子产用手拨拉着桥的模型,两根桥柱子向桥中心倾斜后,柱子与柱子搭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八字形。子产眼睛一亮:“你说的拱梁就是这样斜向交叉的两个加固柱吧?我明白了。”
  赵武自己也不知道他所说的“拱梁”最后会成什么模样,他微笑着说:“我不管,让他们试验去,现在是春秋,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尝试各种技术,以确定最佳方案。”
  其实,中国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造桥技术,春秋时代的桥形币,已经与后世的拱形石桥大致相仿,所以赵武不用担心技术储备不足,只管让学生去试验。他是个善于总结的人,因为他掌握了这时代人们还不了解的方法论,等试验成功了,接着他会让学生们摸索成功原因,以及原理……如此一来,中国的造桥技术将产生大幅飞跃。
  面对赵武的雄心,子产只剩下叹息了。
  这一年是赵武当政的第一年,晋国可算是大变化的一年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晋国连续推出了十多项法律、以及改革措施,比晋国过去百余年推出的法律还多,尤其是各项法律与规则的制定,让晋国从“习惯法”进入到“成文法”的阶段——而成文法的成熟,向来标志着:文明走向正规。
  晋国是个特别讲究遵守规则的人,以前许多规则仅仅是出于生活习惯,自赵武当政之后,阶层的划分、法律的执行,以及日常的行为规则,甚至连许多风俗都有了规则标准—— 一个井然有序的国都逐渐成形。
  春二月,子产返回郑国,郑国执政子展迫不及待的询问:“晋国许可我们进攻陈国了吗?”
  子产轻轻摇头:“士瑕不许可,晋国也不会许可我们进攻陈国。”
  子展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,但子产紧接着说:“我见过元帅赵武,与他进行了交流,我知道,赵武虽然嘴上不许可我们进攻陈国,但他的心已经许可了(心已许之)。”
  子展遗憾的摇了摇头:“他心里许可有什么用?我听说晋国现在正在确立官员的职责与权限,以及俸禄标准。如今对外关系的裁决,权力在士瑕那里,如果士瑕不许可,恐怕赵武也不能干涉啊。”
  子产微微一笑:“不管怎么说,我们郑国必须进攻陈国,不是吗?我郑国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损伤,我们必须获得补偿,不是吗?我们缺少人口,缺少土地,缺少让人畏惧的制度,在如今这种状况下,我们必须壮大自己才能避免被吞并。环顾四周,只有攻击弱小的陈国才理直气壮,所以我们攻击陈国是必然——对于我们郑国来说,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。
  至于晋国,他们或者现在不愿意过早的触怒楚国,但楚国是他们百年的仇敌,是他们天然的敌人,所以我们削弱楚国的势力,难道晋国会因此责备我们吗?况且楚国现在一天天强大,一旦他们强大起来,我郑国会最先受到攻击,在这种情况下,晋国会因为我们攻击陈国而削弱我们吗?……
  喔,其它的事情,执政别管了,与晋国的交涉由我子产担当,执政只管筹备讨伐陈国的战争……”
  子展点点头:“那我就放心了……最近还有两件大事,一件是吴国国君的弟弟季札出使晋国,听说打算求聘晋国卿大夫的女儿为吴国国君之妻,他前几天经过了我国,这几天大约已经进入鲁国。
  另外,楚国的卿伍举(名臣伍奢的父亲、伍子胥的爷爷)出逃,现在正在我郑国,你是否去见一见……”
  子展对子产的眼光非常认可,他想让子产鉴定一下伍举的才能,但正在此时,楚国也正在谈论伍举的事情——这一年,楚国令尹薳子冯去世,子木继任,屈荡(屈原先祖)为莫敖,蒍掩(薳子冯之子)为司马。
  在楚国群臣之中,子木还算是一个讲究信义的君子,也颇有才干。《国语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:子木的父亲屈道最喜欢吃菱角,临死前嘱咐宗老(大管家):将来一定要用菱角祭祀我!不料子木当家之后,命人将祭祀的菱角撤去,理由是:按照祭法规定,祭祀国君用牛,祭祀卿大夫用羊,祭祀士人用小猪和犬,平民用煎鱼——不能因为父亲的个人爱好就违反礼仪的规定。
  子木执政之初,处理了舒鸠(位于现在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东夷小国)叛乱之后,在与吴国交手的间隙,子木就抓紧着手整顿出国内政——在赵武开始制定各项世俗法的时候,楚国也开始走向成文法的文明阶段。
  10月,子木派司马蒍掩负责征收赋税,清点国家军备。10月18日(甲午),又命蒍掩考察汇总国家田地、山林资源的状况、度量山林的出材,汇集水泽的物产,考察高地、山陵,标示盐碱地的范围,计算易涝的低地面积,规划水库建设,划分杂边地的归属,将沼泽地用来放牧,在平坦肥沃地实行井田制……
  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时,子木显然是在反思与晋国争霸失败的教训、深思熟虑的之后的行动。
  子木不会忘记,在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进入到白热化的当口,晋国人实施了集中一切力量的战时经济政策,耗得楚国国力难以维持,无力针锋相对。而楚国虽然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国,灭国最多,疆域最阔,但由于制度相对落后,国家管理历来采取粗旷政策,力量反而显得不足。
  子木在楚国推行集约化的精打细算的管理政策,也是着眼于整体国力的有效集中,这一改革,无疑是看准了先前楚国政治的要害,其实际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——连《左传》的作者也对此加了个两字评语:礼也。
  子木做了这些还觉得不够,他更深层次的开始思索晋楚两国的文明差距:这时的楚人,并不知道赵武也开始在晋国制定各项成文法,但几乎与赵武做了同样的事情,他们开始细致的分配官员的权限与职责,对国家进行量化管理。
  这个时代可谓是春秋时最辉煌的时代,各个国家的政坛上,活跃的全是名传千古的风流人物,他们的思想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内核,而之后的华夏文明,只是比较他们的政治成就,一步步的倒退而已——因为他们开始进入“愚民时代”。
  在这些灿若星河的名臣当中,楚国的子木,郑国的子产,宋国的向戎、子罕,鲁国的叔孙豹等三桓,齐国的晏婴……这些人一一都在春秋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……但唯独赵武,无论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现在赵武所在的时空,他都是一个刻意被隐藏起来的人,他带领晋国所进行的一切变革,都被人用重重迷雾遮挡起来,同时期所有记述历史的人,只简略的称赞他“仁”、“文”,但对他具体做了什么事,则个个做出一副神秘姿态,打死也不说。
  楚国的令尹子木思考的时候,当时的史学家用浓墨重彩记述下他的思考——他询问来访问的蔡国大臣、贤人声子:“咱们楚国不缺乏国土,更是向来不缺乏才俊。但为什么我现在想变革,手头总感觉到缺乏人才使用?”
  声子回答:“我听说种什么树结什么果,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不合你心意,或者出乎你的意料,你不应该问它为什么结这个果,而应该问:你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?”
  子木想了想,悠然神往的问:“我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?……我想问的是:晋国的卿比楚国的卿好在哪里?为什么我总觉得手头缺少合适的人才,而晋国无论怎了一抓,人才都一大把一大把?”
  子木是令尹,所以他必须继承前任给他留下的摊子。按封建时代一贯的负责任看法:楚国前任令尹留下的错误也是楚国的错误,而楚国的错误必须由他这位现任令尹担当,所以他才问:“我当初种下的是什么树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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